二、吴之地望 太伯奔吴事件,最早的记载当推《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熟期去斯,得男子?”这是战国时期屈原就太伯奔吴一事的发问,此时距太伯奔吴近五百年,屈原对太伯、仲雍两人为什么要南奔吴地无法理解。西汉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遍览各种古籍后,对太伯奔吴事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长子太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义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之义,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司马迁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他对当时关于太伯所奔之吴的地望存在的各种说法无法分辨,干脆避而不谈,笼统地归之为荆蛮。后出的史籍《吴越春秋·吴太伯世家》揉合《楚辞·天问》和《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以上是史籍中关于太伯奔吴事件的概要,对太伯所奔之吴的地望,仅给出了荆蛮这一笼统的范围。 陕西陇县说的主要依据是陇县有吴山,地近周原。我们弄清了吴山与吴族的关系之后,陇县说就不攻自破。 苏南说、镇宁说和赣鄱说都与荆蛮有联系,孰是孰非,似乎难以分辨。其实,我们既然已考订吴的含义为虎,也就是说,太伯奔吴实质上就是太伯率众迁往虎氏的居住区,因而我们可以顺着这一思路,到荆蛮地区去寻找虎氏的行踪。 虎氏是一个古老的氏族,追随黄帝族从吴山迁至华北平原。商汤灭夏,作为夏民族的姻亲部族有虞氏,部族解体,至少被分为三大支系。一部分归顺了商王朝,留居中原,被商王分封在故夏墟的崇地,统领夏遗民,《史记·殷本记》中称之为“崇侯虎”,甲骨文中称之为“虎、侯虎、崇侯虎”。另一部分西迁,其中一支与夏人同向西北迁徙,至西汉时,分别称为月氏和大夏;一支向西南迁徙,越过秦岭,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土著民族结合,在商代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留下了金虎形器、青铜虎形器等遗物;一支迁回老家吴山,《史记·周本记》中称之为虞,与芮为邻。 虎氏还有一部分追随夏桀南迁,与夏初南迁的氐羌人结合,在江西樟树吴城建立都城,统辖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的三苗故地,甲骨文中称之为虎方。南迁的虎人,以其较高的文化,很快成为当地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首领被起用为神职人员、掌管祭祀事务,留下伏鸟双尾虎、卧虎耳鼎、虎头曲内戈等遗物。 上述这三支虎人,只有南迁的虎人与荆蛮有关,其居地又正好有衡山,如三苗的居地北界是“衡山在其北”,汉代吴芮被封为衡山王,封地就在鄱阳湖周围,如此看来,太伯所奔之吴地就在虎方。商代虎方的都城在樟树市吴城,这里正是太伯所奔之吴的地望。 古文献中,也有不少史料支持太伯奔吴城说。樟树市境内,古代曾有一个虞城、二个吴城,一个偶亭, “清江县(今改名樟树市)虞城、瓦城在县东北,樊城在县西北,吴城在县西,一在县西南。”《汉书·地理志》“新干都尉治,莽曰偶亭”。偶亭即禺亭,亦即虞亭、虎亭,因在虎方故地而得名,吴城亦因有虎人、吴人居住而得名。 鄱阳湖西岸,今江西省永修县境内有吴城和艾城,亦当与虎人有关。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有虞氏有女艾,曾在少康复国中立过大功,灭了以浇为首的过族。女即甲骨文中常见的妇,是虞君的妻子,女艾即妇艾,出自艾氏,由此推知,艾氏是有虞氏的姻亲部族,夏末有虞氏南迁时,艾氏也一同南迁,这两个氏族曾在艾城和吴城居住过,因而留下艾城和吴城两个古地名。春秋时,吴公子庆忌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出居于艾”,此艾在今江西省修水县境,是艾人的居住地,庆忌逃到舅舅家艾,与夏时少康逃奔舅舅家有虞是同一回事。 吴城文化诸遗址以大量考古材料表明太伯所奔之吴在江西樟树市吴城。主要有: (1)吴城文化3期遗物中有一种联档鬲,它在该文化2、3期中找不到原型,缺乏文化渊源,很有可能是在吴城文化2期晚段或3期早段从外地传入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联档鬲是周人的特有器种,是周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先周文化的中心地区周原与江西樟树吴城之间,地隔数千里,两地之间的商代遗址中也没有发现过联档鬲,也就是说,联档鬲跨越空间,在吴城3期中突然出现,不能简单地用文化传播的理论来解释,唯一有可能的是部族迁徙,我们认为,是太伯奔吴城时带来的新的文化因素。 (2)戣的使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中出土了1件铸造极为精美的青铜戣(原发掘简报中称之为“勾戟”,不确——引者)。周族中有一个戣家族,因发明和善于铸造戣而获得家族名。一般认为戣是周人特有的器种,它在吴城文化区域内的新干大洋洲出土,同样不能用文化传播的理论来解释,亦当与太伯奔吴有关。 上述两种先周文化因素在吴城文化中的出现,与太伯奔吴在时间上也大体一致。太伯奔吴的时间,可以据《竹书记年》推知。商王武乙元年太王迁歧,二十一年太王去世,既然太伯、仲雍奔吴是为了让位给季历,其时间当在武乙元年至武乙二十一年之间的某一年。武乙至帝辛历文丁、帝乙,计109年,帝辛五十二年,发生牧 野之战,其时间已推定为公元前1057年,那么,武乙元年至二十一年就相当于公元前1166——1145年。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的碳十四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160年±320年,两者在时间上也大体吻合。 周武王灭商后,论功行赏,分封了许多诸侯国,分别在崇侯虎和虎方的领地上分封了虞国和吴国。 考古材料表明,在西周至春秋中期,吴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赣鄱地区。1976年冬,在江西新干县中陵水库发现了一座西周中期的列鼎墓,共出土5件青铜鼎,大小依次递减,由此可推知,墓主的身份为“大夫”一级官吏。彭适凡先生进而指出,江西地区在西周中期有一个受封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现在看来,这个政权就是周武王所分封的吴国。郭沫若先生依据清乾隆二十六年江西临江出土的11枚“者减钟”,提出了“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域远在江西”的论断。顾颉刚先生也支持郭老的这一说法:“春秋初年吴尚都江西,则其迁江苏殆在春秋中叶”。尤其有意思的是,被历代学者所推定的太伯所奔的太湖东部地区,竟没有找到过春秋中叶以前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吴文化的任何遗迹,这不能说是历史的偶然,相反,江西樟树吴城则有同时期的吴城文化,并带有明显的先周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太伯所奔之吴在江西樟树吴城,吴之东迁太湖地区是春秋末叶的事,此前一直在赣鄱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