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論壇 繁體 | 簡體
Sclub交友聊天~加入聊天室當版主
分享
返回列表 发帖

太伯奔吴新考

太伯奔吴新考


原创  彭明瀚
雁门文丛   021.5.10



摘要:吴是古代虎氏众多名号中之一,其地望应在江西樟树吴城,历史上太伯奔吴实际是周族委派太伯、仲雍率领自己宗族,到吴地联络虎方,共图灭商大业。

关键词:吴太伯,虎氏,樟树,吴城

用脚丈量大地,用手捧起大自然,用心体验世界,用爱拥抱天地

太伯奔吴事件,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热点。关于太伯奔吴的原因及其地望,司马迁在《史记》 中未作详细交待。长期以来,颇有争议,有陕县说、苏南说、镇宁说、赣鄱说,众说纷纭。笔者依据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中的有关卜辞,结合近年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对太伯奔吴事件进行重新考订,推定太伯所奔之吴即商代吴城文化的中心地区——今江西省樟树市山背乡吴城村吴城遗址。


一、吴之本义

我们认为,要弄清太伯奔吴的地望,吴的含义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这一点恰恰被历代学者所忽视。过去的研究者,头脑中先有一个吴国的概念,然后到吴国的版图中去寻找吴国的地望。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指出,吴的地望“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梅里村”,首倡苏南说。著名史学家徐中舒、顾颉刚等人都曾对此说提出异议,一致认为吴国迁往江苏,是春秋中后期的事,春秋初年以前,吴国在江西。近年袁进先生将吴的地望推定为江西樟树市吴城,支持赣鄱说,惜语焉不详。

吴,本指吴岳,是陕西陇县西部的一座山名,《续汉书·郡国志》云:“汧县有吴岳山”。吴岳山有4个连绵的高山峰,因之又称“四岳”。那么,吴又是怎样由山名演变成了氏族名称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上古时期的民族迁徙谈起。

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居住在今天甘青高原的氐羌族为了寻找更为适合部族发展的生活区,分批东迁,其中有一支在吴岳的山间盆地定居下来。这里群山环绕,中间为一平缓的谷地,气候宜人,适合发展农业,东迁的这支氐羌人在这里得到发展,部族不断壮大,因山名而获得了“吴”、“四岳”等新的部族名号。

周武王时吴族被分封在晋南故夏墟和江南荆蛮之地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两个吴国,一南一北。后世儒生在阅读先秦史籍时,经常把两个吴国搞混,为了区分,用一个从虎吴声的“虞”字来专门表示北方的吴国,南方的吴国仍用“吴”来表示,但这毕竟是一种约定俗成,在使用过程中,有些人还是分不清,如《国语·齐语》:“西服流沙西吴”,《管子·小匡》中作“西虞”;《史记·周本记》、《论语·微子》中所载太伯弟“虞仲”,在《汉书·地理志》、《吴越春秋》等书中则作“吴仲”。不过,儒生的改经活动,为我们弄清这个吴族的族源提供了线索。虞是一个形声字,训为“白虎黑纹,尾长于身”,虞就是虎,虞族就是虎族,这样,吴便与虎这个来自甘青高原的氐羌族挂上了钩,也就是说,当年东迁吴山的是氏羌族中的虎氏族支系,先秦史籍中的虎氏、四岳、吴、虞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氏族。

黄帝时,虎氏族加入了以黄帝族为首的部落联盟,一同东迁,经阪泉一战,取得了在肥沃的华北平原的居住权。(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尧舜禹时,虎族称为“四岳”,是部落联盟的中坚力量,(尧)“帝曰:`咨四岳,荡荡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夏代,虎氏族为有虞氏,是夏族的姻亲部族之一。夏代中期,东夷的首领羿、寒浞颠覆夏王朝,夏后相的儿子少康迫于寒浞的追杀,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殪,遂灭过、戈,复禹之绩。商代的甲骨文和文献中,吴族被称为虎、崇侯虎、虎方。西周时,有南吴北虞之分,汉人称西迁的吴族为月氏(即禺氏、虞氏、吴氏、虎氏,禺、虞、吴、虎四字,一音之转)。留居中原地区的吴族被融合到华夏民族之中,这就是吴族发展的大致脉胳。

上古时期,一个氏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种种原因而获得不同名号,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如黄帝族就有“有熊氏”(因居住在熊耳山而得名)、“轩辕氏”(因移居轩辕山而得名)、“缙云氏”(以黄帝之子缙云氏而得名)等名号。先秦文献中的吴、四岳、虞、月氏是虎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号,是同一个氏族。

用脚丈量大地,用手捧起大自然,用心体验世界,用爱拥抱天地

TOP

二、吴之地望

太伯奔吴事件,最早的记载当推《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熟期去斯,得男子?”这是战国时期屈原就太伯奔吴一事的发问,此时距太伯奔吴近五百年,屈原对太伯、仲雍两人为什么要南奔吴地无法理解。西汉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遍览各种古籍后,对太伯奔吴事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长子太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义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之义,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司马迁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他对当时关于太伯所奔之吴的地望存在的各种说法无法分辨,干脆避而不谈,笼统地归之为荆蛮。后出的史籍《吴越春秋·吴太伯世家》揉合《楚辞·天问》和《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以上是史籍中关于太伯奔吴事件的概要,对太伯所奔之吴的地望,仅给出了荆蛮这一笼统的范围。

陕西陇县说的主要依据是陇县有吴山,地近周原。我们弄清了吴山与吴族的关系之后,陇县说就不攻自破。

苏南说、镇宁说和赣鄱说都与荆蛮有联系,孰是孰非,似乎难以分辨。其实,我们既然已考订吴的含义为虎,也就是说,太伯奔吴实质上就是太伯率众迁往虎氏的居住区,因而我们可以顺着这一思路,到荆蛮地区去寻找虎氏的行踪。

虎氏是一个古老的氏族,追随黄帝族从吴山迁至华北平原。商汤灭夏,作为夏民族的姻亲部族有虞氏,部族解体,至少被分为三大支系。一部分归顺了商王朝,留居中原,被商王分封在故夏墟的崇地,统领夏遗民,《史记·殷本记》中称之为“崇侯虎”,甲骨文中称之为“虎、侯虎、崇侯虎”。另一部分西迁,其中一支与夏人同向西北迁徙,至西汉时,分别称为月氏和大夏;一支向西南迁徙,越过秦岭,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土著民族结合,在商代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留下了金虎形器、青铜虎形器等遗物;一支迁回老家吴山,《史记·周本记》中称之为虞,与芮为邻。

虎氏还有一部分追随夏桀南迁,与夏初南迁的氐羌人结合,在江西樟树吴城建立都城,统辖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的三苗故地,甲骨文中称之为虎方。南迁的虎人,以其较高的文化,很快成为当地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首领被起用为神职人员、掌管祭祀事务,留下伏鸟双尾虎、卧虎耳鼎、虎头曲内戈等遗物。

上述这三支虎人,只有南迁的虎人与荆蛮有关,其居地又正好有衡山,如三苗的居地北界是“衡山在其北”,汉代吴芮被封为衡山王,封地就在鄱阳湖周围,如此看来,太伯所奔之吴地就在虎方。商代虎方的都城在樟树市吴城,这里正是太伯所奔之吴的地望。

古文献中,也有不少史料支持太伯奔吴城说。樟树市境内,古代曾有一个虞城、二个吴城,一个偶亭, “清江县(今改名樟树市)虞城、瓦城在县东北,樊城在县西北,吴城在县西,一在县西南。”《汉书·地理志》“新干都尉治,莽曰偶亭”。偶亭即禺亭,亦即虞亭、虎亭,因在虎方故地而得名,吴城亦因有虎人、吴人居住而得名。

鄱阳湖西岸,今江西省永修县境内有吴城和艾城,亦当与虎人有关。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有虞氏有女艾,曾在少康复国中立过大功,灭了以浇为首的过族。女即甲骨文中常见的妇,是虞君的妻子,女艾即妇艾,出自艾氏,由此推知,艾氏是有虞氏的姻亲部族,夏末有虞氏南迁时,艾氏也一同南迁,这两个氏族曾在艾城和吴城居住过,因而留下艾城和吴城两个古地名。春秋时,吴公子庆忌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出居于艾”,此艾在今江西省修水县境,是艾人的居住地,庆忌逃到舅舅家艾,与夏时少康逃奔舅舅家有虞是同一回事。

吴城文化诸遗址以大量考古材料表明太伯所奔之吴在江西樟树市吴城。主要有:

(1)吴城文化3期遗物中有一种联档鬲,它在该文化2、3期中找不到原型,缺乏文化渊源,很有可能是在吴城文化2期晚段或3期早段从外地传入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联档鬲是周人的特有器种,是周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在先周文化的中心地区周原与江西樟树吴城之间,地隔数千里,两地之间的商代遗址中也没有发现过联档鬲,也就是说,联档鬲跨越空间,在吴城3期中突然出现,不能简单地用文化传播的理论来解释,唯一有可能的是部族迁徙,我们认为,是太伯奔吴城时带来的新的文化因素。

(2)戣的使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中出土了1件铸造极为精美的青铜戣(原发掘简报中称之为“勾戟”,不确——引者)。周族中有一个戣家族,因发明和善于铸造戣而获得家族名。一般认为戣是周人特有的器种,它在吴城文化区域内的新干大洋洲出土,同样不能用文化传播的理论来解释,亦当与太伯奔吴有关。

上述两种先周文化因素在吴城文化中的出现,与太伯奔吴在时间上也大体一致。太伯奔吴的时间,可以据《竹书记年》推知。商王武乙元年太王迁歧,二十一年太王去世,既然太伯、仲雍奔吴是为了让位给季历,其时间当在武乙元年至武乙二十一年之间的某一年。武乙至帝辛历文丁、帝乙,计109年,帝辛五十二年,发生牧 野之战,其时间已推定为公元前1057年,那么,武乙元年至二十一年就相当于公元前1166——1145年。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的碳十四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160年±320年,两者在时间上也大体吻合。

周武王灭商后,论功行赏,分封了许多诸侯国,分别在崇侯虎和虎方的领地上分封了虞国和吴国。

考古材料表明,在西周至春秋中期,吴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赣鄱地区。1976年冬,在江西新干县中陵水库发现了一座西周中期的列鼎墓,共出土5件青铜鼎,大小依次递减,由此可推知,墓主的身份为“大夫”一级官吏。彭适凡先生进而指出,江西地区在西周中期有一个受封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现在看来,这个政权就是周武王所分封的吴国。郭沫若先生依据清乾隆二十六年江西临江出土的11枚“者减钟”,提出了“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域远在江西”的论断。顾颉刚先生也支持郭老的这一说法:“春秋初年吴尚都江西,则其迁江苏殆在春秋中叶”。尤其有意思的是,被历代学者所推定的太伯所奔的太湖东部地区,竟没有找到过春秋中叶以前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吴文化的任何遗迹,这不能说是历史的偶然,相反,江西樟树吴城则有同时期的吴城文化,并带有明显的先周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太伯所奔之吴在江西樟树吴城,吴之东迁太湖地区是春秋末叶的事,此前一直在赣鄱地区。

用脚丈量大地,用手捧起大自然,用心体验世界,用爱拥抱天地

TOP

三、太伯奔吴的目的

关于太伯奔吴的目的,史籍中多笼统地用“义避季历”来概括,这是后世儒生用禅让思想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未必是事实真相。太伯、仲雍奔吴既然是为了让位给弟弟季历,离开王都歧山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不远千里,跑到异族荆蛮地区去呢?屈原、司马迁对此都不理解。徐中舒先生在《殷周之际史迹之探讨》一文中指出:“余疑太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剪商之开端”,此论发人之所未发,极有见地。据《后汉书·西羌传》,太王已有灭商之志,他迁都歧山,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农业,积蓄力量。至季历时,周族已经崛起,向外扩张,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和无余之戎,最后导致商王文丁杀季历。

太伯、仲雍未必是兄弟,也未必是人名,如太伯弟,《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称为“仲雍”,《史记·周本记》中又称为“虞仲”,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也有一个虞仲,是周章之弟,属仲雍的曾孙辈,细细排比,不难发现,太伯、仲雍是两个家族的名称,太伯奔吴也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很有可能,太伯、仲雍、季历是太王古公亶父集团中的3个主要宗族,太王为了完成灭商大业,委派太伯、仲雍两个家族到江南的虎方去发展,联络那里的地方势力,一同起来反叛商王朝。

商代的虎方,雄踞长江中游,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的广大地区,筑起了城廓,创造了文字,社会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国力强大,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是一支分布在南土的与商文化并行发展的青铜文化。虎方以长江为天险,有效地阻止了商人的南进,是分布在商王朝南土的一个极为强大的政治集团。是太王灭商所必须争取的一支力量。从民族情感上说,虎人是夏的姻亲部族,与东夷集团的商族仇恨比较深,正是由于商人的入侵,才使得他们国破家亡,四处逃散,被迫从肥沃的华北平原迁出,他们在江南站稳脚跟后,拒不归顺商王朝,经常骚扰商王朝的南土,商王武丁在长江北岸的盘龙城立南使,就是针对虎方而设(商人的使是武官,立使仅见南使和西使,分别针对虎方和周人)。周人与虎方同出于氐羌集团,面对共同的敌人—— 商王朝,要联合起来,比较容易。对太王为首的周人来说,争取到虎方协同作战,反叛商王朝,可以从西、从南实现对商王朝的大包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虎方还控制了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的铜矿资源。虎方辖区内有湖北阳新巷下、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铜岭等铜矿,尤其是赣北瑞昌铜岭铜矿,埋藏浅,铜品位高,在商代初年就已被开采,为当时各支政治势力所关注。商王历次南征,打通通向南方铜料产区的道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商王武丁,曾亲率大军南征虎方,虽然未能使虎方臣服,但还是在盘龙城建立了一个军事据点,通过贸易,获取虎方的铜料,促成了商王朝青铜文化的繁荣。商末,盘龙城失守,商人势力退守到大别山以北的息、若等地,铜路被阻隔,商王朝的青铜文化随之衰落。过去,我们对商人放弃盘龙城的原因未作深入分析,现在看来,应与太伯奔吴有关。太伯来虎方,获取铜料可能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虎方的铜料是限的,一旦与周人达成协议,自然会停止对商人的边境贸易。这样,盘龙城这个主要是为了获取铜料而建立的军事据点的存在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人的失败,在与周人争夺方的铜矿资源失利时就注定了。

综上所述,太伯奔吴事件的真相是,太伯、仲雍受太王的委派,率领自己的宗族,不远千里,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络虎方,共图灭商大业,太伯所奔之吴就在江西樟树吴城。太伯奔吴地望的考定,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武王封周章的吴是否也在吴城?吴为什么要从鄱阳湖流域迁往太湖地区等等,这些都有待于田野考古提出新的物证。从器型学上找出一组吴城文化3期至西周初年属于太伯族的陶器,并使之与湖熟文化中的吴人陶器衔接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吴文化谱系。

用脚丈量大地,用手捧起大自然,用心体验世界,用爱拥抱天地

TOP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