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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日本签证跑七次

我办过的签证不算少,可是只有这一个把我办哭。就是日本签证。


接待我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中年男子。他脸上所有皱纹都是竖着的,紧绷绷的,尤其是从眼角到嘴角的那两道。以后我坐在大阪安静到压抑的电车里,观察满车安静而克己的日本人,一个个都紧绷着脸,不动,不说话;脸上若有纹路,也像极了车窗外的雨线,从眼角到嘴,竖而直的一道道排开。

旧金山的日本国领事馆。工作间的窗口可以眺望到碧蓝的太平洋。

一共去了七次。

第一次我去,被拒,理由是7月份我的美国签证到期,而我计划在日本呆到8月。

我于是请教美国东岸去过日本短期项目的同学,他们大多将签证材料寄往纽约或波士顿,无一例外顺利拿到日本签证,一个个都毫无波折。朋友建议我,将8月飞美国的机票改成飞回中国,这样日本领事馆就无权过问我的美国签证。我于是改了机票,第二次去。那个满脸竖线的男子拿着我的材料,去问他满脸横肉的女上司,然后回转朝我。仍然拒签。强调我必须拿到新的美签。

不能在美国本土续签美国签证,又不能立即回国。我只得孤身跑去墨西哥城。墨西哥城的美国使馆是我经历的最高效的签证机构。周一面试,周三给签。

如此我第三次去旧金山日本领事馆。这一回满脸竖线的男子终于肯看我的材料了,他拿着铅笔一道一道地在我的材料上划线,又用蝇头小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下我需要准备或修改的材料。密密麻麻的小字像排在他脸上的密密麻麻的皱纹。

第四次,被拒。原因是我的行程先到中国,再到日本。“不可以先到中国,”满脸竖线的男子转达满脸横肉的女上司的意思,“否则你就应该回中国申请日本签证。”

第五次,被拒。理由是返程机票的日期跟日方材料上的日期差了一天。

第六次。男子收下了我的材料,我几乎以为成功。兴高采烈地跟黑人保安道别,兴高采烈地离开领事馆,原路返回,刷卡进地铁站。这时手机响起。接到领事馆的电话,打电话的是那个坚线男子:“还有一点问题。请你立即回来。”我无法,只得回转。材料原样奉还。又被拒。理由是我飞往日本的机票,在香港转机。

郁积一个月的怒火喷薄而出。我忍着眼泪,捏着拳头,大声质问:“你什么意思?你们到底什么意思?你说我美签到期,我飞去墨西哥续签;你们说我不能先回中国,我一次次花钱改机票。昨天你不说,现在你跟我说我不能在中国转机?你们日本哪个法案哪条法令,规定我去日本不能在中国转机?你说清楚,你要怎么样?说,你他妈到底要怎么样?”

我发誓我这辈子都没这样当众大声地用英语说脏话。

我同学后来说:给签证就像允许陌生人进你的家门。从法理上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无理由拒给签证,就好像你可以没有理由,拒绝别人进你的家门。更何况中日关系这样差。

但那天我真的是火了。我这样吼完以后,那个男人满脸的竖线,忽然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弧度。所有紧绷的竖直的皱纹,忽然瘫软下来,堆叠成一种奇怪的形状。愧疚,那是。

他神色由严厉转为沉重,由沉重而晦暗。好像一瞬间受了什么重大打击。像一条高度戒备的狗,忽然变成服软的猫咪。

他用几乎是沉痛的语气跟我道歉,说是他工作失职,上一次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问题。

他那个满脸横肉的女上司,在他身后,用极度冷淡的眼神看他。

第七次。终于收下材料。三天后给了签证。

我的室友铃木由佳,一直为日本签证的事跟我道歉。她反复跟我解释说,日本人做事很认真——认真到过头。仿佛领事馆拒签我是她的错,一遍遍跟我道歉。

后来她自嘲地说:“日本人都很变态吧?在日本也是这样。我一点也不想在日本生活。”

无比守时。

日本领事馆9:30开始办公。我一共去了八次,每次都早到。9点29分,可以看见一排人影整齐地站在窗口之后;9点29分45秒,刷刷一片响,一排四个窗口四个窗帘同时拉开。

浅草的某条街道。会出现这样的奇观:在时针指向9点正的那一刹那,刷拉拉一阵响,一排银行与店铺同时开门。

日本的新干线与航空公司都以守时著称。航班若有晚点,就有一堆工作人员出来鞠躬。我坐从京都到东京的新干线,公告牌上写14:36分出发。14:36,当真一分不多一秒不少。

在函馆Homestay,主人名叫小幡八代生。次日清早去学校。前一晚,主人与我们约定:明天早上7点35分出门,去搭7点44分的公交。

在电视小说里看到日本反角们总是踩着点进门,原来事实的确如此。

在伯克利上日语课。每周作业很多,其中包括弱智的抄单词。日语与汉语对同一个汉字常有不同写法,有时我写得顺手,就写了中文。老师于是一笔一划地改,改完了还要求重抄。学日语并非我本意,而是系里要求;几次作业被改得一塌糊涂,我便觉得是日本老师为难中国学生。现在我知道,我的老师跟日本领事馆那个绷紧皱纹的男人一样,不过是认真。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自己喜欢在日企工作。在我们看来是剥削,在日本人看来,拼死拼活地努力工作,是天经地义。我去日本留学的同学很多,高中也有,大学也有;然而无一例外,全部回国。

何况日企还奉行着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等级秩序。顾客是上帝,上司也是上帝。

顾客被捧得高高在上。走进无论哪一家店铺,都有无数人跟你微笑鞠躬问好。我猜那些服务生每天笑到脸僵。

上司是一种近乎神圣的存在。我的室友由佳在伯克利的一家日企上班。日本的老板过来视察,她因为害怕而请假在家。

大概,这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会如此在意旁人的看法。

西方人说中国人要面子,其实日本人远比中国人更要面子。日本的厕所,总是干净得光可鉴人。冲洗的按钮旁往往还有一个古怪的“音姬”按钮,一揿下就会发出滋滋的声响,用来遮掩尴尬的声音。有些马桶的“音姬”,还能播放广播和音乐。


所谓武士道精神,在我看来,不过是要面子的一个极端例子。中国人要面子,无非打肿脸充胖子;日本人要面子,可以为了面子去自杀。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描述日本人极其强烈的名誉感: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来洗刷污名以赢得令名;发动侵略战争,心理动因仍是名誉:他们要在世界上赢得“尊重”——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女人在意旁人的看法,所以日本女人出门必定化妆。她们觉得不化妆对不起别人。

男人在意旁人的看法,所以日本男人永远想要赢。他们觉得赢是应该,输不可原谅。

跟日本朋友一起看世界杯,日本对科特迪瓦。本田圭佑在开场第15分钟进了第一个球,从此大家一直在高呼本田的名字。后半场科特迪瓦反追两球,日本以1:2败北,全队鞠躬。日本朋友仍然抱怨:本田怎么这样。

与某个年轻的、名叫远藤的日本男生聊天,谈到了日本的天皇制。我问他,日本人是否还尊敬天皇。他回答说:“我不喜欢天皇。因为我们输了。”他接着沉默。

远藤还说,因为没有考上好大学,他与父亲关系恶劣。

参加北海道的日语培训项目。明明不过一个短期语言项目,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抱着玩玩的心态,谁知分级考试严格得令人发指,花了整整两天,一共六个模块。考试完了开始Orientation,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表,要填写的项目包括:“我的人生目标”,“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日语学习在我人生中的位置”,“我现在所在的阶段”以及“我在两个月内要完成的事”。我的天。


对于不服从群体规则的个体,采取极其严厉的态度。

大阪与京都的电车,总是安静得令人害怕。明明满车是人,却鲜有人说话,只听到电车前行的机械声响。从京都与奈良,我与一对瑞士夫妇与一个纽约男孩一道,一路用英语谈笑。坐在纽约男孩后面的一个中年男子,忽然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后起身,拿着报纸去了车厢后面。

日本街道的干净,就像日本电车的安静。表面是彬彬有礼,无可挑剔,却总是让人瘆得慌。

我至今还记得2008年我在鸟巢当志愿者。有一天有日本选手出场,我负责的看台坐了小半日本人。无比齐心地摇晃太阳旗,有组织地呐喊口号。比赛结束后,其他看台都是瓶罐狼藉,唯有那一小片日本人坐过的地方,干净到不留一丁点纸屑。

行走在京都的街道,就仿佛看见,鸟巢那一小片干净看台,被扩展成一个城市,一个国家。

当我以极苛刻的眼光刻意去察看了数条街道,除了落叶以外没有看见任何垃圾的时候,脑海中闪过的念头不是“好干净”“素质真高”“令人尊重”,而是,“真瘆人”。

路上没有垃圾桶,所有人都把垃圾带回家。家里的垃圾遵循严格的垃圾分类:塑料、瓶罐、纸板、玻璃、可燃物。在函馆,每周固定某一天会有某一种垃圾车停在门前。不遵循分类的垃圾,就会被拒绝上车。

日本动漫里出现的群体排挤个体的故事,非常的真实。仍然是远藤的故事。他在东京某个并不著名的学校学习电影。因为某种原因,他被日本朋友排挤。以后,他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他的毕业作品,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学生在饮酒会上被日本同学欺负,于是杀死了欺负他的日本人。

我没有问他,他被日本朋友排挤,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半夜十二店,我们喝酒喝到醉醺醺。在隅田川的西岸,隔着河流看对面的东京展望台Skytree。我指着波光粼粼的隅田川问远藤:东京的自杀率这么高,这条河是不是有很多人来自杀。远藤笑笑说:不会啊。大家都会选择跳电车的轨道吧。比较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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